人是世间最无道德和法度的动物

人是世间最无道德和法度的动物。

连虎豹豺狼、秃鹫毒蛇都知道适可而止，不会无休止地捕食猎物；但人却为了贪欲不择手段，自相残杀也在所不惜。

正因为人最无道德和法度，因此需时刻倡导、强化之，但总是不够。

动物都没有刻在石碑上的道德和法律教条，但它们的社会却能周而复而、万代千秋。

但人类社会，即使有严刑酷法，也无可奈何。

人还要千方百计遮掩和美化自己。

人甚至到了作茧自缚的境地，仍不翻然醒悟，悔过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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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闻蝉鸣，夜听蟋蟀

现在白天仍能听到树荫下的蝉鸣，晚上亦能听到户外的蟋蟀鸣唱。

这般时节的蝉鸣，已不似三伏天时那般的聒噪，而是柔和的低吟浅唱。亦不再干扰午觉，不留意便不在意。

晚上，户外的传来的蟋蟀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但并不觉得烦扰。低微婉转的叫声反而让立秋半月后的夜显得更加静谧、清凉。

前晚突然听到一只蟋蟀在屋里鸣唱。想到《诗经·国风·豳风·七月》中关于蟋蟀与时节相关联的诗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顿觉“岁聿其逝”、“日月其迈”。转念想来，现在仍是农历七月，蟋蟀仍该在野，不该在堂。那只蟋蟀显然是误入室内。

不过，现在已是7月之末，离蟋蟀在宇也不远了，也当“瞿瞿”“蹶蹶”。

附：

诗经·国风·唐风·蟋蟀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以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8/23/2008 1:45:2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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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后果

知识分子绝望了，就该产生新的哲学思想了；
政客绝望了，就该发动战争了；
商人绝望了，就该大甩卖了；
老百姓要是绝望了，就该不要命了。

2008.8.10 23: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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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超越国家的救赎（视频）

John Sweeney investigates China's openness - Panorama BBC One

（福禄祯祥8月5日文）BBC的记者约翰·斯威尼(John Sweeney)在四川地震灾区采访，因校舍倒塌遇难的学生的家长向他们诉苦时，上面派来陪同采访的人就插进来说：

"I'm from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TV. They haven't got authorisation to film here. I know you have lost your loved ones and I am very sorry for you. They are not here as journalists. Talking to them won't be good for the country, particularly before the Olympics."

斯威感慨道：“But however many medals China wins at the Beijing Games - the country remains one where once an official has spoken, a parent dare not publicly speak out about the loss of their child. ”

把国内的丑事张扬给世人看是否会损害国家利益或Olympic？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借口。除了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没什么不能抖露的。但这种论调却时常出现，甚至被不少人接受。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总是被那些统治阶层拿出来用，用以掩盖影响他们形象的丑事。看似为了国家利益，实则是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借口，趁火打劫，为自身开脱罪责。

统治者总是以牺牲被统治者为代价，而被统治者只能以牺牲自身为代价。

汶川地震后，危难时刻，在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压力之下，上面放国际救援队参与救助。虽然被延误的救助并没有帮上多大的忙，但还是彰显了一种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中国最为缺乏的。我们现在缺的不是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而是为个人提供帮助的人道主义。

但丑事一暴露，就又退回到了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精神长城之内。用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构筑起精神长城，一旦哪里点燃了烽火，就蜂拥而至，摇旗呐喊、振臂高呼。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看似耀武扬威，实则是虚张声势的精神胜利法。只会让问题更恶化，矛盾更激化。

民族主义，一个民族的精神胜利法。

这个国家曾经在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感召下，把土地让给别国折腾，并且还输出主义折腾别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什么个人、家庭、国家、民族，统统靠边站。

早年牺牲的共产党人曾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激情诗篇，后来还收入小学教材，以此激励中国人要有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在那个年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被置于脑后，个人主义更是被挞伐的对象。牺牲就等于奉献，成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信条。在共产主义旗帜的指导下，中国经历了荒诞的岁月，历经磨难。

现在，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拜金主义和民族主义大行其道。这两种主义现在看来是无往而不胜，成为国家决胜诸多问题的法宝。其实是一种民族精神胜利法。

民族精神胜利法只能暂时缓解空虚的民族精神，终究挑不起民族的大梁。靠青年人的狂热掀起的民族精神浪潮，看似汹涌澎湃，却难掩背后的深层危机。但目前在国家主导一切的情况下，只会让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继续兴风作浪。

我们缺乏一种超越国家的救赎。（文/福禄祯祥www.fulue.com）

BBC : Limits to China's pledge of change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7537838.stm
中文请看这里：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540000/newsid_7542000/7542066.stm

Panorama: China's Olympic Promise(Video)
http://news.bbc.co.uk/2/hi/programmes/panorama/7540473.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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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因政治压力删除文章

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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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不妨定为国家防疫日

今年的端午节虽说是第一次被当作国家法定节假日来过，但中国人却过得并不轻松，在汶川地震的阴影下，并且适逢高考，少了欢乐，多了沉重。

以前端午节不是法定节假日时，大家都是该干嘛干嘛，端午节很随意就过去了。今年的端午节头一次正儿八经地过，反倒有点不知所措了。因此，如何过一个有意义的端午节，成了舆论探讨的话题。

传统节日现代人如何过，其实就是传统现代化的问题。要赋予传统现代的意义，首先得搞清楚传统本身的实际价值。实际价值不同，社会意义也就有别。传统节日端午节有什么实际价值？先得搞清楚它的由来。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流行的说法有三种：防疫说、祭祀屈原说和图腾说。

祭祀屈原说认为，楚人屈原是五月初五投江殉国的，后人为了祭祀屈原设定了端午节。由屈原的爱国精神，此说发展为了现在的端午节爱国主义传统。但是因为端午节先于屈原而存在，因此此说不太可信。

图腾说认为，古代中国南方有少数民族自认为是龙的传人，每年五月初五就举行祭祀图腾的仪式，乘龙舟把裹进树叶的食物投进江里，以求风调雨顺。于是就有吃粽子和赛龙舟的习俗。端午节图腾说现在无法考证，因此很难说可信不可信。

防疫说认为，春夏之交，正是疫病高发期，古人就在五月初五这天集中用一些草药来防疫祛病，进行大扫除，因此，端午节是个防疫的节日。

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认为，“端午按中国古代阴阳学说是属于阴气下降，要彻底绝根了，阳气突然上升，开始暴热，这个阴阳交替的时候最容易发病。”

端午节插艾草、配香囊、饮雄黄酒的习俗，就有驱除蚊虫、预防某些传染病的功效。

乌先生还认为，赛龙舟等体育活动的习俗，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强身健体，抗御疾病。

我也觉得端午节防疫说比较科学、可信。用科学的方法，发掘传统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的本来关系，更容易看到传统的本质，传统也更容易为现代人所用，且不失其实际价值。

春夏之交，病毒肆虐，疾病频发，这不只古代如此，现在也如此。只不过现代的医疗手段和卫生机制更有效，便取代了传统的救治手段，因此，插艾草、佩香囊这些习俗才显得可有可无。但是，现在的卫生防疫措施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公共卫生事件时不时的爆发，就说明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改进。

继承端午节防疫祛病的传统，远比吃粽子、赛龙舟搞旅游和祭屈原空喊爱国口号更有价值，也更能造福中国。在中国防疫机制薄弱的当下，尤其如此。

5年前的非典（SARS）大爆发，几乎让全中国人都受到了非典病毒的死亡威胁。除了病毒本身的猖狂肆虐，也暴露出了中国卫生系统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存在的严重问题。虽然中国人历经磨难战胜了非典病魔，也建立起了一套应对法定传染病的机制，但是瘟疫简直防不胜防。今年春天手足口病（EV71型）的大爆发，再次证明我们的防疫机制仍是多么的脆弱。

目前除了要尽快改进医疗系统，杜绝防疫中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外，我们还需要一个节日，一个号召全民参与卫生防疫的国家防疫日。让防疫日提醒我们重视疾病防控，汲取前车之鉴，纪念防疫中的牺牲者。把国家防疫日定在端午节这天，既继承和发展了端午节所具有的全民防疫传统，又造福了现代中国人，可谓一举两得。

在端午节防疫日到来之际，政府除了检讨自己的疾病防控机制外，要向民众宣传防疫知识，号召全民大防疫、大扫除。号召各家各户，以及学校、车站、商场、饭店、银行等公共场所，对室内外进行打扫和消毒。毒杀正在繁殖的细菌，拆除病毒滋生的温床。要提醒儿童家长或中小学校老师，注意夏季孩子的身体健康，采取措施预防夏季多发病。

同时，我们一定不要忘了在防疫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或以身殉职者，要在端午节防疫日表彰或纪念他/她们。

作为普通民众，一旦把防疫作为了端午节的主旋律，我们就觉得这天有很多事要去做。我们除了象征性地继承插艾草这些传统防疫措施，除了学习现代防疫知识，用科学的手段和措施对自身和生活环境进行彻底的打扫和消毒外，我们要为即将到来的盛夏做各种各样的准备，比如防病、防蚊虫、降温等等，事无巨细、不一而足。

把端午节改造成现代节日，赋予新的内涵已经有成功的先例。比如日本，先是把农历节日改成公历过，后来又把在公历5月5日过的端午节改造成了日本的男童节，与3月3日的女儿节并称日本的儿童节。

而中国目前重视端午节，除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外，也多少受了3年前韩国江陵市把他们的端午祭申报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尽管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承，韩国的端午祭有了自己的特色，但他们申遗成功了还是让中国人很受刺激。因此，中国的某些地区也想学韩国，把当地的端午节活动申遗，好像只有申遗了，才证明我们继承了传统。

继承传统不一定非要走入申遗的窠臼，更何况我们要申遗的某些传统早就遗失了。继承传统的精髓，比继承传统的形式更有价值和意义。那些传统的器物和仪式就是传统的形式，如果有遗存当然更好；没有了，也没必要非得再造。假古董与真精神，当然要去假存真。

今天如果我们能继承端午节全民防疫这一传统，就是在继承端午节的精髓，也必将让全中国人获益。（作者：福禄祯祥ful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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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许纪霖：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福禄祯祥按：转载并不代表我完全赞同许先生的观点和论述，但他所提到的关于中国社会和精神的问题，都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近代中国的重大问题。这些宏大的问题只是暂时投射到了汶川大地震这个具体的事件上。未来即使所有的地震灾区都建设好了，这些问题也不见得有明确答案。如果这些问题都有正解了，那么中国就真正完成了它的社会和精神的现代化。

许纪霖：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08年6月6日 星期五

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上下共赴国难的景象，很像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在国难之中，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我们为无数的生命丧失而悲痛，也为太多的动人故事所感动。我们从大救灾当中看到了令人鼓舞的进步，也发现了令人遗憾的现象。这是一次历史的时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不仅考验着我们的抗震救灾能力，也考验着我们的制度和人性。

社会组织仍然缺席

2003年SARS时期，我曾经作过一个反思，其中一点就是发现在抗击SARS当中社会组织的缺席。五年过去了，这一问题依然存在，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地震刚爆发的时候，整个灾区成为一片废墟，政府瘫痪，有些地区发生了秩序空白，一片混乱。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抢劫、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丛林世界”。当然，随之大量军队和武警的赶到，秩序很快就恢复了。

然而政府不是无时不刻无所不在的，更不是万能的。要迅速有效地恢复秩序，就需要有社会自组织系统。这些社会组织不是在突发事件中匆忙成立，而是本来就该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一到紧急关头，便会发挥作用。这样即便政府的管控失灵，社会也会立即自我运作，重建秩序。这些组织可以是血缘、地缘和信缘网络，比如家族、同乡会、宗教团体，民间信仰团体，也可以是各种自愿性的社会团体，比如行业同会、兴趣组合、社会文化协会等各种NGO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如今在中国不是没有，而是太匮乏了，不是形同虚设，就是缺乏自主性。更重要的，是缺乏有号召力的非政府精英和精神领袖。而在传统中国，民间社会之中有乡绅，有士大夫精英，他们领导着一个非政治化的社会文化网络。传统中国的政府财政和行政能力都大不如今，灾害发生了，主要靠民间精英领导自救，有其不可替代的有效性。如今虽然政府变得很强势、很有效，却付出了弱社会的代价。这使得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政府不得不面对一盘散沙的灾民，救援难度大大加强，秩序恢复也缓慢很多。

在这次大救灾之中，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纷纷赶赴灾区，奉献爱心。然而，不少志愿者却碰到一个尴尬：无事可做，派不到活，政府有关部门也不知道如何组织他们，有效地结合到抗震救灾之中。我看到一个志愿者写的博客，这些志愿者们在政府部门求不到活，只能跑到车站码头去“干私活”。一方面是前方大量缺乏人手，另一方面却是大量志愿者无活可干。个中的问题在哪里？除了政府相关部门组织能力比较弱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社会缺乏组织。你看当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在第一时间抢险的，不是政府，而是各种社会组织。今天的中国是有市民而无市民社会，有公民而无公民组织。一盘散沙的国民，要做好事、献爱心也难。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针，这一方针高瞻远瞩，深明现代化的改革，不仅要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而且要把社会从政府的管控中分离出来，赋予社会以自主性活力。社会要有活力，有秩序，最关键的是要有自主性，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主性。而社会是否能够自我组织化，是“大社会”建成的关键所在。诚然，社会组织的活跃，可能会增加群体事件的风险，但也有另一面好处，即减少群体事件的非理性。非理性的行为往往由无组织的乱民自发形成，而组织化的利益群体或价值群体，即使与政府的利益和价值发生冲突，依然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建立起理性的博弈和商议空间。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与其与非理性的乱民打交道，不如与理性的社会组织对话沟通。毕竟在大部分场合之中，社会与国家之间有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爱心最忌讳的是被强制

每天看电视，稍微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不安，总会问自己：我能为灾区做点什么？不可能人人上前线救灾，于是捐献善款便成为大部分民众和单位表达爱心的普遍方式。

全民募捐是令人欣喜的，不过，募捐不应该成为一场运动，不宜以行政为主导的传统动员方式强制推行。现在大部分的募捐都是通过行政单位发动。第一次大家自愿掏钱，第二次、第三次便有了变相强制的意味。单位与单位之间互相攀比，甚至还有指标，异化为政绩工程。募捐本身变了味。

募捐的意义在哪里？是因为缺钱需要全民动员吗？中央政府的历年财政盈余，足够担当起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职责。之所以还需要国民捐献，与其说让他们献金钱，不如说让大家献爱心。没有什么比这一刻更好的公民教育了。不过，人在做善事的时候，最忌讳的是被强制。献爱心贵在自愿。爱心是人们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它来自人性深处的善根，在特定时刻被激发出来。所谓捐献，无非尽自己的良心义务而已。行善之后，人们会有一种道德快感，从而产生一种对自我的肯定。一旦捐献受到强制，或者还来不及自愿就被动员了，一切便变了味。摊派式的捐献不仅无助于公民的道德心提升，反而助长功利性动机，甚至引起普遍的反感。

我们看到媒体不断报道某某企业捐了多少钱，某某明星捐了多少钱。很多单位也将职工的捐款数额公布于众，形成攀比之风。攀比善心当然是好，但形成“逼捐”就很可怕。第一批站出来捐款的，包括姚明，后来都在网上遭人辱骂，指责他们捐款太少。本来捐多捐少都是个人爱心的表现，捐多不代表就占据了道德高地，捐少也不代表爱心就少，每个人尽自己的良知和能力就可以了。良知这个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平时用金钱来衡量人生是否成功，战时还是用金钱来比较境界高低，那就说明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出了问题。道德、良知自有标准，不能也无法用金钱的标准替代。

爱不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空洞的口号。恻隐之心人人皆有，但需要一种氛围将之引发。比起海外，我们的舆论和社会在营造氛围方面过于幼稚，甚至僵硬。单位里面，像往常的政治任务一样，拉几条标语，喊几句口号，就算赈灾宣传了。没有自发的悼念仪式，没有树枝上的黄丝带，没有献给亡灵的鲜花。行政为主导的募捐，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冷冰冰，没法打动人的恻隐之心、激起人们对生命的深切同情。

海外成熟的捐助经验值得中国借鉴。香港一个小学，建议每个学生到图书馆参加阅读接力赛，阅读10分钟捐献10块。这种将读书与捐献结合在一起的创意，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参加，书读过了，爱心也表示了。捐献活动不该是冷冰冰的同一个模式，它可以是悲情的，也可以是激昂的，甚至是有趣的。

以地震为契机，重建中国人文精神

2003年抗击SARS的时候，人们惊呼：公众人物到哪里去了？这一次，无论是演艺界、体育界明星，还是文化界名流，都有不错的表现。章子怡在戛纳含泪募捐，李连杰宣布息影一年专事慈善，公众人物开始表现出自己的责任感。我特别赞赏的是韩寒。这位平时争议颇多的“80后”青年作家，非常特立独行，在博客上公开宣布“向相关部门捐款为0元”，当人们还来不及指责他的时候，韩寒已经第一时间开着越野车出现在灾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救灾。而当其他明星们蜂拥而至的时候，他又悄悄回到上海，宣布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韩寒的确与众不同，他的表现是所有看不惯他的人做不到的。

这几年，我们谈论了太多的“世风日下”问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叫做“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意思是说，中国经济发展了，人们变富了，但人心却变坏了、自私了。对这一说法，，本来我颇有同感，但这几天我的看法动摇了，因为我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形势大坏，人心大好”。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太多的人们表现出人心的善良和卓越。

就以大地震中的老师为例吧。这几年，老师被社会舆论批评很多。教育界不断传出各种丑闻：抄袭、受贿、奸污女学生……这一切都让我们这些当老师的痛心不已。

然而，在这次大灾难之中，灾区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这么多的中小学、幼儿园老师为了保护孩子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房屋剧烈摇晃，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他们本能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逃生，而是掩护学生出逃。绵竹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36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伟大和神圣从何而来？陈晓楠感动得不由问他们：你们也是平常人呀，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做？是的，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平时碰到他们，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这种舍己救人的本能反应，一般只有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才会有。我不由自问：假如我是他们，我能像他们那样做吗？我真的不敢保证。

人的天性里面，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要让天使战胜魔鬼，最重要的，是要有亲情。面对陈晓楠的问题，北川中学老师们的回答轻描淡写：“我们早已将学生们视作自己的孩子，与亲生的一样。” 北川中学是一所住宿制的重点中学，学生大部分时间与老师同吃同住，师生情谊如同一家人，平时就有深厚的感情，一到生死时刻，老师们会本能地像母亲一般以生命守护学生。这些学生，是老师们的“大我”，是生命延续的一部分。“小我”（老师）存在的意义，就体现在守护“大我”（学生）的生命、让他们健康发展，哪怕牺牲“小我”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师生关系扭曲为服务与顾客的关系，虽然顾客是上帝，但要服务得好，就要给红包和小费。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间的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至今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

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这些大道理，平时说起来，似乎有点迂腐，过于理想化。但是，这次大灾难中的人性光芒，给我们一个启示：重建中国的人文精神，可以从重建人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关系着手。北川中学不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当然也有反例。都江堰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范某某，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一个箭步窜出课堂，拔腿便跑，连自己的学生都没有招呼一声。这也就罢了，事后还在搏客上大言不惭地说：“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

虽然这仅仅是一例个案，但与北川中学的老师们比较，说明如今在我们的高校当中，人文教育是何等的失败，越是名校越是糟糕。不要以为读了几本鲁迅、陀斯妥耶夫斯基，就高人一等，就有了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与人文知识全然是两回事。人文教育说到底不是通识教育，而是一种人格教育，而这样的人格教育需要在一个人性化的伦理氛围之中，才能熏陶而成。在基层学校之中，倒还残留着一些古朴的师生之情，愈是名校，竞争愈激烈，人情愈淡。这位北大出身的年轻老师想必将自己的学生视为发泄一己知识快感的“客体”，或者是需要启蒙的愚众。魔鬼与天使其实并不遥远，圣魔之间，仅仅在于你是处于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是伦理的，还是功利的？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不能靠一套道德的空洞说教，不是靠读几本《论语》、《庄子》、开几门公民课就可以解决的。知识固然有助于德性，但知识不等同于德性。德性的养成，有赖于日常生活的伦理空间。人际关系之中，非功利的互动越多，越能改善人性，提升德性。我们不仅需要建设现代的市场、法律和政治制度，同时也要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和伦理世界。以人文代宗教，以伦理为中心，中国社会的重建，与西方不一样，恐怕还要走梁漱溟先生指出的老路。

老路如何走？老路走得通吗？北川中学以及许许多多灾区学校的动人故事给了我们上了一课。生活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人性化的伦理世界。生活世界的重建，不需要强势政府，只须通过重建社会，发展各种自愿性团体和非正式组织，形成丰富多元的社会文化网络。有了这些自主性的社会文化空间，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更有序，更自由和更人性化。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9852&p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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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 为何一个超级大国需要理想

作者：龙安志(Laurence Brahm) 美籍中国通

香港《南华早报》1月9日

本文转录自2007年1月11日《参考消息》

2006年将作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之年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吗？当非洲领导人11月抵达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时，他们很好奇中国是不是在试图重振强调合作的“万隆精神”。

非洲领导人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种种政策感到极其厌烦，因为这些政策使他们的国家负债累累、摇摇欲坠。到头来，是北京一笔勾销了非洲国家的债务。北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是为了确保其工业发动机所需的资源和产品市场。

2006年，北京在主办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世人眼里，中国处理朝核问题的方法与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许多人看来，北京定下了一种新的调子。他表明，多边、互动、幕后调解——如果再施以耐心和韧性的话——可以化解棘手的冲突。历史或许会将美国在中亚和中东的外交政策失败视为狂热意识形态的墓碑，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于帝国主义，早已脱离世界现实。中国会从美国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并推动建立多边机制来创造一个更加和平、更加积极的世界吗？抑或它将陶醉于自身实力不断增长之中，犯下同样的错误？

中国的官方政策坚称，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但是，这个国家缺乏道德意识形态，而且在许多人眼里，那是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一个有望成为世界领袖的国家不可能仅仅通过举办奥运会而获得成功。中国希望通过体育赛事建立民族认同。北京渴望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受，以洗刷19世纪和20世纪政治和军事上的耻辱。但是中国并不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真正想法。

中国媒体无法把握世界的脉搏，这使中国只能被动地对国际事件作出反应，而无法主动地进行组织和协调。中国在新的一年里面临的挑战，可能要求他逐渐从防御性外交政策转向利用新发现的经济影响力来引导世界发生积极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某些方面比许多国家都聪明：与所有人做生意，拿出的是投资机遇和市场开放的胡萝卜，而非大棒。这种聪明的做法对一个新型经济体来说很有效，但对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来说，光聪明是不够的。单单有购买力也是不够的。但是中国明白这一点以及世界期望它所扮演的角色吗/

虽然美国的外交政策已令许多国家心生厌烦，但它毕竟是建立在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理想基础之上的。对于拭目以待中国将如何崛起的国际社会来说，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必须得到填补。中国领导人提出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但中国离这个目标还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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